這幾天我開始重聽上禮拜五蔣勳在農委會談「農業美學」的錄音,如果我沒記錯的話,副標叫做「後工業時代的新趨勢」。吸引我去聽這場演講的原因有兩個,第一個是它的副標,也就是「後工業」時代的新趨勢。在聽過一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學者的名字之後,首先浮上腦袋的就是Daniel Bell所談得後工業。我還沒有去唸Bell,到目前還沒辦法掌握Bell所謂的後工業是什麼,但我可以確定的是,這個「後」絕對不是時序上的先後順序。可是要如何去詮釋這種所謂的後學呢?第二個原因則是講者的魅力。在台灣的美學領域中,我可以說是全然的門外漢,可是蔣勳目前的職稱是《聯合文學》的社長。要知道聯合文學在台灣是有一定地位的,要成為社長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對於美學,甚至對於後工業,起碼他會有一套比較圓融的詮釋方法。這就事我去聽這場演講的目的。
光是這一篇文章是沒辦法寫完這次演講的感想,所以藉著重聽錄音的機會,一面把我的心得與想法記錄下來。聽當天大會的說法,似乎會將演講的錄影放到網路上,可惜我到目前都還沒看到。所以我就先開始寫了,有興趣的讀者就當作參考資料讀讀吧!沒興趣的,你可以跳過去了。
農業的記憶
農業的記憶與河流是分不開的。從美索布達米亞平原、埃及的尼羅河、印度、中國的黃河等,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從河流而來的。迄今我們依然能在這些河谷發現歷史的遺跡,像是陶罐與稻穀、麥子的相互關連。在更早之前人類就已經存在這個世界上了,我們或許會將之稱為上古或太古時期,當時並沒有留下任何偉大的文明,原因在於人類的生活形態。據蔣勳的說法(當然在教科書中也都是這麼寫),當時的人們是以遊牧的方法到處遷徙,直到產生了農業才開始定居,逐漸形成了各種倫理,以致後來的農業社會建構。
尊重不同的規則
巴黎郊區的巴比松是個小農村,因為米勒(Jean-François Millet)的關係成為家喻戶曉的村落。在巴比松,整個村落只有一輛計程車,所有觀光客對外的交通就依賴這台車。不過也因為就只有這麼一部計程車,巴比松的觀光業才得以繼續生存。
觀光客往往都帶著原來社會的價值觀去詮釋觀光,用自我的倫理去判斷別人的是非功過。以台灣的例子來說明,台北的觀光客常常會用台北的標準來衡量鄉下,所以鄉下地方是個沒有文化、低俗、骯髒的地區,只有和台北相近的地區才會是具有文化、高雅、清潔的。所謂的現代化(或是都市化),其實是個迫使弱勢團體迎合主流文化的一種做法,為的是去創造一套普世皆準的偉大論述,創造一套共通的法典。但是多元性,或者以清楚一點的例子來說,專屬於農村的特性,就這麼被都市的價值所替換掉了。
巴比松的做法其實是種逆向操作,迫使觀光客去接受屬於鄉村的步調。我這麼說或許太過武斷,照發展理論來走,弱勢的農村不可能迫使都市去配合它。然而令我們注意的是,儘管米勒使得巴比松成為一個農村與藝術的聖地,法國政府並沒有以強制的手段去「發展」巴比松,而讓它以自己的步調前進。如果巴比松不是只有一輛計程車,而像台北車站前排班的計程車,巴比松可能就毀了。台灣已經有太多的先例(先烈)。
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的發展,所有的農村都迫切地朝著都市化的目標邁進,強調勞動轉型、產業轉型等。農委會為了回應民意(我的猜測),不斷地發展各個地方的商機,甚至創造出許多「新」的傳統文化,各個地方的產業文化節是一個例子。檢視許多檢討產業文化節的論文後,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論文都會提到「商業化」的產業文化。原本希望復興或再造的農業文化,反倒被強勢的商業行為所取代,成為一種以農業為商品的商業。
(先寫這樣,這只是草稿,若要引用請先告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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